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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链将向中国聚集。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将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什么影响?

2024-10-23 03:39:27流向

财经知识的学习和应用需要注重实践。投资者们需要通过实际的投资操作,不断积累经验和教训,以提高自己的投资水平。下面羚云财经将带大家认识全球资金加速流入中国,希望可以帮到你。

疑问一:全球产业链将向中国聚集

全球产业链将向中国聚集

当国外政客叫嚣与中国脱钩撤资的时候,恰恰相反,全球产业链正向中国聚集,大众战略投资江淮和国轩高科,宝马与国网电动战略合作都是最好的佐证。

逆周期投资意义何在?

当前,并非像某些西方政客所期望的那样——资本正在撤出中国市场。相反,大众、宝马等跨国汽车集团逆周期投资,证明资本流入中国市场的势头非常明显。以大众汽车战略投资为例,该集团宣布将在中国电动汽车领域投资约20亿欧元。

疫情冲击下,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当多数跨国企业选择保留现金、减少投资的时候,大众汽车为何反其道而行?该集团CEO迪斯博士表示:“中国市场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在德国总部没有人敢想象在新冠疫情之下,如果失去中国市场强有力地支撑,集团业务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迪斯的话有两层意思,众所周知的是,疫情导致该公司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市场以外没有任何销售或收入。换言之,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不失时机推进复工复产,保障了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的正常运营。深层次的含义是,拥有产业链集群是中国制造业的杀手锏,它保障了在受疫情影响其他国家产业链停工的情况下,大众中国工厂继续正常运营。这也是此次大众汽车战略投资国轩高科的意义所在——保证电池供应能力,满足该集团产品需求。

无独有偶,6月3日,宝马集团与国网电动汽车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充分反映出宝马集团在华深耕本土化经营的决心,将带动电动汽车产业链繁荣向上。

产业链向中国聚集是大势所趋

目前,尽管中国制造企业面临产业链阻断、出口订单减少甚至出现生产停摆现象,但是产业链从中国迁出的可能性不大。

近期,美国等国的政客提出了“撤资中国”,“产业链去中国化”,“脱钩论”等观点,甚至还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但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表示:“产业链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存在不可逾越的五大困难:其一,产业链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其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在美国无法轻易建立;其三,产业工人的成本与素质难以平衡;其四,美国以服务业为主、制造业占比仅13.5%的经济结构不利于制造业发展;其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难以配套。”

虽然疫情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大衰退,但推动了全球产业链向中国聚集。

中国稳定的经济环境吸引了国外资本流入。资本总是从低利率的地方转向高利率的地方。一个经济体要想得到快速发展,必须有良好的经济环境,良好的投资环境才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中国近年来始终致力于扩大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已经创造出了吸引资金的持续流入的经济大环境。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成为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从市场地位看,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被全球产业界所承认,既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又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也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基础。据统计,近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的70%是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如果撤离中国,等于丢弃了70%的市场份额。

疫情加速全球产业重构,中国优势突出。产业链重构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要素进行结构性的重新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当前,发达国家大都只保留了设计、研发等高端环节,缺乏产业链回迁的基础。而产业链向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转移的概率也不高,一方面这些地区存在薄弱环节,比如政局不稳,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更重要的是,疫情促使跨国企业更重视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数字基建。而中国启动“新基建”,在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加强。

总体看,今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是外部环境最为复杂的年份,但中央多次强调要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疫情之下的产业链重构奠定了政策基础,而大众、宝马在中国的逆周期战略投资,表明跨国集团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在大众、宝马的带领下,更多外资企业将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入,从而带动全球产业链加速向中国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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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二: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将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什么影响?

美国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对中国货币政策最直接的影响是,中国被动跟随美国进行调整。

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复苏和通货膨 胀,也会给美元汇率、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资本流向带来明显的变化,进而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金融的运行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决策当局需要对此作出前瞻性的 调整,减少美联储政策变动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

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加剧

在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下,联邦基金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美元呈走软趋势。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中美利差倒挂和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良好预 期下,2009年以来流入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呈现出加速的态势。未来一段时间里,随着国际金融机构“去杠杠化”进程的结束,美联储向金融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 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然而,一旦美国经济进入持续复苏,美联储必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和逐渐收紧银根,美国拆借市场利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将会上升。这将使美元升值,并 使部分套利交易平仓。一旦美元企稳走强,国债利率上扬,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资产泡沫可能随之而破裂。大量投机性资金撤出中国,造成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给 中国的金融稳定埋下巨大的隐患。20世纪90年代东亚国家的资产泡沫破裂并引发金融危机的教训不可不引以为鉴。

人民币汇率调整进退两难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了美元汇率的波动,增加了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难度。2005年7月21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水平也发生 了明显变化。然而,从2008年7月到2009年3月,金融危机急剧恶化,避险情绪升温,国际金融机构和企业纷纷将资金撤回美国或兑换成美元资产,导致美 元对主要货币汇率保持升值。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事实上又重归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人民币兑美元的波动幅度维持在6.82-6.84之间。2009年3月 下旬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导致美国通胀预期上升、国债融资风险增加和美元融资套利交易活跃,加上全球经济反弹使得美元作为避险工具的需求大大减 弱,以美元资产保值的资金重新追逐高收益资产,美元呈贬值趋势。随着美元走弱,人民币汇率自2009年3月份后连续7个月呈贬值态势,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 有效汇率各贬值9.17%和7.67%。

在美元贬值和短期国际资本涌入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压力再次显现,人民币汇率政策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是选择缓慢升值还是大幅升值?我们认 为,中国政府不太可能选择大幅升值的策略。首先,在大幅升值方式下,热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升值带来的收益,热钱获利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其次,我们 很难找到一个均衡汇率点,无法计算怎样的升值幅度为一个合适的水平。采取大幅升值策略,人民币汇率很可能出现超调,资金流向逆转的风险很大,或者是一次性 大幅升值以后如果没有升到位,可能还会有下一次的升值预期,造成过多的游资流入。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会造成资金大进大出,产生宏观金融风险。再者,大幅 升值对出口型企业将带来较大冲击,经济可能出现大幅下滑,进而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

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水平很可能在2010年上半年维持不变。即便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也将是采取温和、渐进、可控的方式。在这种升值方式下,升值预期、热钱流入、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都将是货币当局需要面对的挑战。

通货膨胀卷土重来

面对资本流入以及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风险,中国CPI和PPI已经连续数月环比上升,并将在四季度实现同比“转正”,预计2010年会出 现持续的温和通胀。根据央行今年第三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居民通胀预期持续加强,当季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达到 66.7%,已连续第三个季度上升。美联 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了未来全球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风险,并通过各种渠道传导至新兴市场国家。

第一,美联储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削弱了美元资产对短期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中美利率差的推动下,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涌入 中国。同时,由于外部需求的复苏,中国出口环境将一步得到改善,贸易顺差将恢复至一个更高的水平。通过这两个渠道,美国的流动性向中国输入,导致中国的通 货膨胀压力上升。

第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通胀预期上升、美元贬值引发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导致中国承受更大的通胀压力。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出后,美元 持续走弱,由于美元是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交易的最主要计价货币,美元贬值直接推动了能源与大宗产品价格上涨。在我国进口商品的结构中,大宗商品,特别是资 源类商品占据较大的比例,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容易传导至国内PPI。尽管目前的价格管制掩盖了PPI向CPI传导的通胀压力,如果未来资源品价格改革启 动,则CPI将承受来自上游价格的上涨压力。

货币政策可能被动跟随美国进行调整

美国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对中国货币政策最直接的影响是,中国被动跟随美国进行调整。如果中国不跟随美国和全球的量化宽松政策,人 民币将可能产生更大的升值压力,带来更多的资金流入。如果中国跟进美国的政策,由于中国的家庭和金融机构并不存在去杠杆化的问题,那么中国货币供应量将十 分充足。因此,无论中国跟随还是不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都会出现流动性充裕的情形,这将推动资产价格泡沫的出现。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储蓄大于投资、贸易顺差居高不下且处在人口红利期,这些因素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改变。从短期来看,在热钱流入、国外补库存带 动中国出口增加的推动下,全球资金流向中国,中国外汇储备正重新加速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流动性过剩可能再次上演,推高物价水平。由于人民币重归 “盯住”美元的机制,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在资本跨境流动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中国央行要部分丧失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将追随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当美联储加息信号非常明确甚至是宣布加息之后,中国央行才会提升存贷款基准利率。在通 货膨胀显现的初期,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将更多的依赖于数量工具,如信贷的“窗口”指导、正回购央票、发行定向票据、存款准备金等,宏观调控政策紧缩的顺序 很可能是从窗口指导和审慎监管开始,再到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这中间可能会伴随收紧项目审批,最后才是进入加息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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